齐骥清了清嗓子，撇开白炽灯下的纸，说“8000亿”。
这位住建部副部长3月9日透露，今年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共计划建设1000万套，将超过去年商品房销售套数10%。
与体量急增对应，本年度保障性住房也需吸纳史上最多的社会资金，约为8000亿元。其中约220万套政府握有产权的公租房，是去年的5倍，其建设资金也需财政之外的运筹。
以总计3600万套建设计划看，“十二五”期间的保障房体系，已是一个涉及国土、社保、财政、银行、证监等多部门的庞大计划。此前，国土资源局和财政部已公开表态落实1000万套保障房。
齐骥表示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应，是增加有效供应的重要手段，也是中国住房制度的战略思考和调整。
本年度保障房建设规划已初步出炉，但土地、资金引发的疑问仍有待解答。而作为“十二五”的开局之年，今年在保障房方面的探索或将成为此后的参照。
不走回头路
今年1000万套建设任务，已通过行政责任状落实至各省，而争论并未消退。
除去无偿划拨土地的价值，预计总投资在1.3万亿—1.4万亿。其中近220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和180万套廉租房，投资金额在3000亿-4000亿左右。
齐骥引用的数据称，如果今年商品住房等于去年900万套的规模，今年保障类的住房供应将首次超过市场类住房。
事实上，如考虑开工面积和空置存量，商品房仍占多数。但住房商品化后，政府与市场的资本规模首度如此接近。
记忆在艰难地倒带。
住建部举行发布会前一天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小组讨论中直呼，房改不可走回头路，1998年以前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走不下去。
全国政协常委，国务院参事李庆云则持另一种观点。他对本报记者说，“保障房应覆盖60%家庭。”李所在的参事室宏观经济小组，去年在撰写一个房价调控调研报告时提出上述观点，并受到中央领导批示。
“十二五”规划已提出，在未来五年保障房覆盖率要达到20%。
李剑阁认为，即便目前的保障房建设规模，也不能由政府单方面掌控。政协委员厉以宁也公开呼吁民资进入保障房项目。
本年度建设计划可分解为，各类棚户区改造工程400万套，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200万套，公租房和廉租房各占220万套和180万套。
住建部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透露，公租房的主体地位还会强化。事实上，经济适用房指标中，已有大部分用于城乡建设中的拆迁安置。
传统经济适用房存在退出机制不明晰，易为当权者寻租等弊端。而公租房的产权属于政府，建设资金由国有资本承担。
一位不愿具名的住房改革专家说，两者的共同问题是，征用集体土地时会挤压农民利益；且由于需要不断投入资金，政府建设动力不足。
土地供应是核心
土地供应是保障房建设的核心。
国土部资料显示，2010年住房供地计划为18.47万公顷，实际完成12.54万公顷，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完成计划的65.2%。
房地产开发商、湘江伟业董事长方明理说：“2010年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差强人意，今年保障房建设大跃进，土地供应关口难过。”为完成保障房建设目标，各地正在加码运作，保障房建设有大跃进之势。
陕西省政府要求市县设立建设项目审批快速通道，发展改革、土地、规划、建设等部门2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结。“根据正常工作周期，20个工作日根本不能完成。”方明理说。
在现行建设目标约束下，仅强调“套数”概念，对每套住房面积没有特别说明。
公开信息称，2011年天津市保障房任务为27万套。考虑到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，蓝领公寓人均套内建筑面积控制在4至6平方米，白领公寓人均套内建筑面积适当放宽至15至20平方米。
有房地产开发商解释称：“4至6平方米是什么概念?一张双人床都摆不下，等同1994年房改之前住房水平。目前，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。”
需吸引更多社会资金
另一个现实问题是，政府资金如何落实?存量资产如何吸引更多社会资金?在本年度投资中，将有5000多亿通过政府渠道筹集，其中中央财政约1000亿元，其中400亿投入至棚户区改造中；由社会机构运作200万套经济适用房和“两限房”，约需资金5000亿元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正德对此方案并不认同。他说：“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职能缺位，本应是责任主要承担者。将8000亿元建设资金推向社会和企业，能否保障资金到位颇多变数。保障房建设运营期长、利润低，商业地产企业参与缺乏动力。”
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张小济说：“保障房资金来源不容乐观，1.4万亿资金估算没有把征地、拆迁补偿以及公共配套措施计算在内。”
从地方政府实际运作来看，财政投入明显不足。
目前，住建部已经与各省(区、市)政府签订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责任书，1000万套目标正层层分解。
本报记者掌握资料显示，河南省2011年将开工保障性住房42.09万套，预计投入建设资金364亿元。按照每套住房80平方米计算，保障房面积为3367.2万平方米，每平方米投入仅为 1087.02元，含地价、规划、建设成本、配套设施等。
方明理说：“一般住房投资高于上述数字几倍。在地方资金投入不足，保障房质量难以保证。”
2011年，陕西省计划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44.83万套，该省财政初步计划投入仅为30亿元。
本报记者了解到，土地出让金、银行贷款等渠道在实际运作中都存在一定局限。
受限购令和土地政策影响，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%部分可能受到影响。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2.9万亿元，由于净收益情况不佳，一些地方改为将一定比例总收入作为保障房项目资金。
就地方两会来看，财政列支有所增长。此外，财政部代发的2000万地方债券将优先用于保障房项目。住房公积金贷款基本延续400亿元的额度，其投入廉租房的收益部分，也相对稳定。
“保障房建设就是政府职责。”秦虹告诉本报记者，尽管各地政府已在探索各种融资渠道，但并不应该弱化该领域的政府天职。
强化问责机制
对3600万套保障房计划而言，则有更多担忧。
中央明确首肯的保障房模式中，均明确维系于土地划拨，这也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范畴。“但在较为敏感的融资领域，中央部委仍持有关键行政资源。”前述地方住建部门负责人分析。
秦虹则说，虽然公租房模式备受肯定，但具体实现模式上，住建部并未限制地方创新。由于《住房保障法》草案一直未交由全国人大审查，“空间依然不小。”
围绕保障房的资金运营模式的地方创新优化，已被认为暂时趋于平缓。
江苏的制度状况或是参照。“比预期改变的少。”一位省住建厅官员告诉本报记者。
常州的公租房建设一直被视为成熟模式，受到住建部官员肯定。省住建厅曾预计在2010年上半年拿出配套管理办法，但至今尚未出台。
另一种“共有产权房”模式，曾在2010年两会中引发争议，但今年则未再度引起重视。曾经力推该方案的当地房管局长，已在大部制合并中转任党组书记，不再分管具体业务。
“过去不建公租房，今年必须开始建了。”淮安市住建局人士说。除去人事变动外，在共有产权房推行中，难以解决低收入人群贷款壁垒也是关键因素。
一种普遍的观察是，2011年的地方两会上，政府官员多强调保障房数量增减，以此为平抑社会矛盾的抓手。
“官员换届之后怎么办?”前述地方住建部门负责人说。
由于缺乏相应法规，保障房建设领导小组每年编制建设计划，尚只能以责任状的方式，每年召集省级主管官员会签。
齐骥说，的确有待出台一套针对地方主事官员的考评问责明细机制。
本网视点：我们看到了政府建设保障房的决心，确实欢欣鼓舞，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但是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在保障房建设上，土地、资金依然是问题，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及管理体系，也是问题。中国钢材网认为，两会关于保障房建设的决心，在这段时间，有助于稳固钢材市场价格，但是，后续建设的跟进问题，将会使钢价继续波动。因为，数据显示，今年保障房建设将超过商品房建设。
